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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诗歌 一道时代变迁的刻痕(图)

作者:侠客 发布时间:2018-04-26 17:04 点击:
“中国是一个诗国。陕西,是这个诗国的‘白菜心’。”61岁的常智奇发出这样的感叹。

  “中国是一个诗国。陕西,是这个诗国的‘白菜心’。”61岁的常智奇发出这样的感叹。

  常智奇曾任陕西省作协文学院院长,长期从事文艺评论与研究。在他看来,陕西这个诗的“白菜心”,浸淫着绵延数千年的诗意。《诗经》中“七月流火,九月授衣”的咏叹发自豳(bn)地,就是今天的彬县;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出自《秦风》,大概是指今天兴平、凤翔一带。

  这些美好的诗句是谁写的呢?“我猜,首出普通劳动农民之手,继而经过文人加工、改造、整理,才臻于完善和定型。”

  数千年来,多少无名的农民诗人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。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,被誉为“庄稼汉诗派”的“农民诗歌”创作一时兴起,从此,中国文学史有了“农民诗人”的名字。

  散发着泥土气的农民诗人

  常智奇认为,自古以来,中国诗歌的审美情趣呈现出两种样态,也可以看为两条“长线”。一种是多用典故,讲求修辞的华丽,诗境的高古;另一条就是《诗经》里的精华《国风》民歌,崇尚自然、流畅真挚,直抒对生活的真实感受。而后一条道路,正是从民间汲取营养的—“农民诗歌”也源于此。

  1958年4月,被誉为“新民歌运动”的农民诗歌创作运动开启,开始“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”,提出的口号甚至是“村村有诗人”。临潼诗人王老九等一批农民诗人,由此备受追捧,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。

  只是,今人说起王老九们,往往以为他们的“诗”不过是政治环境下的历史产物,甚至不是诗,是顺口溜,是一种口号。常智奇以为,这是一种偏见。

  “像王老九一样,那个时代的农民诗人,从曾经吃不饱的旧社会进入阳光新生活,发自内心地充满喜悦,他的感情是真挚的,创作的诗歌自然有一种向上的朝气。”常智奇说,王老九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他和他的诗就像土地里的庄稼,自然而朴素,散发着一股烟火气、泥土气,以及庄稼汉的生命气息。

  农民诗人的创作,是出于朴素真实的热情

  83岁的中共陕西省委原秘书长何金铭老人,以19岁时的一段经历,来说明那个年代农民诗人特有的“诗情”。

  1950年5月,从中央团校毕业后,何金铭被分配到西北新青年报社做记者,经常下乡采访。一次,他看到陕西三原农民诗人谢茂公,写了个宣传新婚姻法的快板诗《秀女结婚》—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反对包办婚姻、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。有次,他到当时的宝鸡县贾村塬采访,在火车上,他就站在通道里,打起竹板,说起了快板诗《秀女结婚》。

  “秀女今年十七八,她大给娃说下家……”已经过去64年了,何金铭还记得这首农民诗歌,大’是爸爸,‘下家’是婆家。这首快板诗用的都是关中方言,说的又是关中人熟悉的故事,乘客们一下涌过来听,把车厢堵严实了,一阵鼓掌。”

  何金铭在他所著的《宝鸡峡》一书中,专门写到了那个年代的农民诗人和诗歌。对于大多数诗作者来说,是出于一种朴素真实的热情,想要改变面貌。因此,陕西著名的《我来了》,当时被文坛誉为“无论在思想性或艺术性上,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,是六亿五千万人民英雄的声音”。

  这些创作于大跃进时期的诗歌,现今有些人不太理解当时的情形,以为那种拼命苦干,是报纸的虚假报道,其实,“这其中也有许多真人真事真感情。”只是这种热情,在当时被鼓吹、渲染到狂热的地步。有些农民诗歌,也夸张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,农民诗人难免也有历史的局限性。

  他们的经历是那个年代真实的历史细节

  除了老干部的身份,何金铭还是位作家。他认为,如果没有当年的亲身经历,可能不太好理解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诗人和民歌民谣,“当时的农民迫切盼望着建设家园,比如解决缺水的问题,兴修水利的热情如火山爆发,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歌颂水利的诗歌创作,也在情理之中。”

  在《宝鸡峡》书中,何金铭引述了多首当年的农民诗歌,比如《我们擒住千条龙》:人人都说愚公行,我们还比愚公能;愚公只移山一座,我们劈开万丛岭。人人都说武松行,我们还比武松能;武松只打一只虎,我们擒住千条龙。

  当时,这样的作品全国各地比比皆是。何金铭认为有些诗“颇富诗情画意”,比如由诗刊社编、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的《新民歌三百首》,载有北京昌平区的《龙王爷走了》和四川南溪的《社员更比张飞猛》两首—

  《龙王爷走了》:龙王爷走了,水也有了!土地爷没了,地也肥了!灶王爷滚蛋了,人也吃饱饭了!

  《社员更比张飞猛》:长坂坡前张飞吼,大吼三声水倒流;社员更比张飞猛,命令江水上山头。

  农民诗人与农民诗歌是时代变迁的“痕迹”

  怎样理解那个年代的农民诗人与农民诗歌,在当时就有不一样的观点。

  当年,整个社会被卷入“大跃进”的氛围中,文艺界也不例外,号称“全民办文艺”。其中,影响最大的正是被称为“农民诗歌”的新民歌运动。1958年,郭沫若在回答《民间文学》编辑部提问时,对新民歌大唱赞歌。当时中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,号召文艺界成为一支“采风大军”。次年,两人还共同署名,从全国大量的农民诗歌中选了260首,编印了一本《红旗歌谣》,颇具影响。

  有关数据显示,“大跃进”期间,全国选印的民歌集有近800种之多,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。

  但是,诗人何其芳曾不合潮流地提出:“民歌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,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。因为民歌体有限制。”何其芳认为,新民歌也许可以简单明了,但却远远不能反映日益丰富的现代生活和人们复杂深刻的感情。这篇文章引发了民歌是否成为新诗主流的争论。

  时过境迁。农民诗人与农民诗歌,成为时代变迁一道深深的刻痕。

  人民网《“大跃进”时期“新民歌运动”的兴衰历程》中说,1960年,这一人人写诗的运动渐渐偃旗息鼓。毕竟,“人人能写诗,人人能创作,这违反了艺术创作的规律。”

  2010年10月,陕西省农民诗歌学会出版了《陕西农民诗歌六十年》。颇有趣的是,该书在相关表达时不说“诗人”,而是说“诗歌作者”。


  学者刘荣庆认为,中国农民诗歌60多年最大的艺术缺陷,是将诗歌与宣传、诗歌与新闻混为一谈,有的作品充斥宣传味与政治口号,走“廊庙诗”的路子。但王老九等农民诗人的作品,爽朗明快、雅俗共赏。

  而陕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、诗人商子秦认为,诗歌之根在民间,写诗就要学王老九。王老九的诗,源自农民的劳动和生活,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,表达了农民的喜怒哀乐,诗句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、繁缛的用典,就是大白话,风趣幽默,融入了民间传说、谚语、谜语、对联等多个民间文艺的形式和内容,富有生活气息,通俗生动,为农民所接受,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,老百姓爱读。

  什么是诗?什么是好诗?好诗有生活,关注民生,追求梦想。今古皆同。

netease 本文来源:华商网-华商报 责任编辑:王晓易_NE0011